南方都市报2017年度十大好书
2018-01-23 11: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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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炜茗、刘铮等 

来源:正讀

2016年末,我们曾慨叹评选好书之难,2017年底,我们却觉得可以长吁一口气了:评选好书没那么难了。这当然得益于出版社的努力、编辑的辛勤和作者的劳作,虽然在移动端阅读的强势进逼下,图书出版业仍在艰苦奋战,纸书阅读风气的提振也非一日之功,但毕竟2017的出版物中出现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对此,我们万分欣幸。

依循去年之例,我们在评选年度好书的过程中首先放弃了翻译类作品——这当然绝不意味着翻译类作品中没有好书,相反,我们认为,翻译类作品中好书太多,如果需要推荐,也应该为它们单独列一个类别加以拣择。我们要表明的态度是:推崇原创,推崇那些体现中国文化的新发展、新力量、新成就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能把握、引领、提升当下中国人的心性、感性和理性,即便是探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历史与文化,也能以我们自己的眼光加以甄别提炼,并为我所用。

在具体的拣择过程中,我们着意选取了那些能为普通读者所阅读、所欢迎的书籍,因此许多专业艰深的学术著作没有进入我们的书单,但我们也无意迎合读者的喜好,恰恰相反,我们觉得,这些好书对读者来说应该是稍微有一些难度的,但读者通过努力能够领略到作品的精彩和优美,能在阅读的畅快之余,学到切实的知识,汲取到智慧。

经过反复斟酌筛选确定的十大好书名单,多少体现了丰富包容的精神。最年长的作者傅申今年80岁,而年轻的小说家双雪涛才34岁。我们选出的书分布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同时,我们也希望读者能够拓展自己的视野,从更广的范围收获感动、学问与智慧。

当然,选择总是难的;评价“最好”,需要勇气,甚至是“痴气”。然而,只要能为读者提供哪怕些微帮助,我们也愿一直努力下去。

专题策划:刘炜茗

专题执行:刘铮

专题撰文:刘炜茗 刘铮 黄茜 朱蓉婷

排名不分先后,依书名首字汉语拼音为序。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刘震云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总评: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保持了他出色的讲故事能力,通过对荒诞的逼视和解剖,将他对这个时代的冷静观察传递给读者。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刘震云2017年推出的长篇小说。书名中使用“吃瓜”这种当下流行的词汇,某种程度来说,意味着一种冒险,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词可以流行多久。没有作家会愿意自己的作品与流行词汇一道,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每位作家都有潜在的野心,意在笔先,写的是当下,想的是未来,想着如何让自己的文字可以超越时代。《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能流传多久自然现在还是未知,但小说里传递出来的荒诞感,我们似曾相识,也许将来也仍会在生活中感受得到。

显而易见,刘震云是讲故事的高手,我以为至少在当代作家中属于顶尖行列。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王朔、马未都等人参与的海马俱乐部,就曾风行一时。他的多部小说都被冯小刚改编成影视剧,让他拥有更大的社会名声,如《一地鸡毛》、《一九四二》等等。《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同样如此,几个故事各自独立而又紧凑十足:读牛小丽寻找宋彩霞的故事,以为会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延续,但是故事突然戛然而止。接下来,你读到的李安邦,发生在与牛小丽完全不同的生活场域,完全不同的社会层次,围绕着李安邦,我们看到的是惊心动魄、令人窒息的官场大戏。至于第三个故事,每一位读者都忍不住会心一笑:新闻的主角,竟然在小说里见到了。杨开拓作为局长出现在事故现场,因为不经意的笑容被称为新闻主角,再由手腕上的表而发生连锁反应,被称为“表叔”……牛小丽、李安邦和杨开拓的故事,在正文部分终于有了令人感慨不已的交集。

故事只是小说的载体,《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叙事结构让人印象深刻,总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二部分是长达270页的前言,正文只有27页,但整体上却是浑然一体,互为因果,因为有前言,到正文时,所有线索终于找到交接点,形成完整的故事链。事实上,第一部分前言中写的“几个素不相识的人”,牛小丽、李安邦、杨开拓,他们非但素不相识,身份地位千差万别,生活空间完全不同,你不会想到他们生活有什么交集,他们的故事仿佛发生在平行宇宙中。到第二部分前言“你认识所有人”,只有一句话———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就认识所有人?但事实就是如此,正文部分《洗脚屋》中揭晓谜底,他们都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包括书中四位故事主角,也包括这部小说的读者,都是如此。太阳底下无新事,每一天,我们行走在拥挤的街头,眼前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素不相识,擦肩而过,也许此生都不会有交集?但果真如此吗?事实上,万物互联,即便你自视高尚而贬他人为卑微,我们每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节点,都是匆匆而过的吃瓜群众,生活的荒诞感就在于此。

语言的克制,冷峻,冷幽默,一直是刘震云小说的特点,或者说是他的高明之处。从早期的《塔铺》、《新兵连》到《一地鸡毛》,再到《一句顶一万句》,以及这一本《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都是如此。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汪洋恣肆的铺陈,形容词都用得少,绝少抒情,全凭叙述、对白、独白以及故事的逻辑在推动文字的行进。这在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而倚仗出色的讲故事能力,刘震云最终都能成功地传递出来他对这个时代的冷静观察。

文以载道的观念由来已久,但显然已是陈旧观念,不再是文学家的追求,但作为一名优秀作家,他们总在寻求合适的文学技法,对时代做出自己的回应。以文字记录现实,是新闻的职责;以虚构笔法重构现实,这是文字的艺术与文学的魅力。

《重塑中华》

黄兴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总评:黄兴涛教授以扎实的文献考察为基础,细致地梳理了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历史性演变过程,他对此的剖析和阐释是当代观念史研究的典范性成果。

黄兴涛教授在新文化史、思想史方面发明甚多,他的这一新著可以说是他研究历程上的又一高峰。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追索从清代开始,重点放在民国阶段,通过极丰富的史料展示,让读者看到,近代以来这一观念的萌生、起伏、发皇的整个过程。

作者指出,“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民国之初,曾有不甚恰切的“五族共和”提法。1917年,李大钊的好友申悦庐发表《中华民族特性论》,率先质疑“五族共和”说,主张称“中华民族”。因为“中华民族”观念的强大包容力,使得有识之士纷纷采用这一提法。1919年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开始抨击“五族共和”说,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由于孙中山巨大的思想和政治感召力,他晚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执定,影响深远”。

“五四”之后,最典型的“中华民族”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宣言中明确提出的“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与“中华民族”观念相关的,还有“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据作者考察,李大钊“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先驱者,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人之一”,他在1917年年初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中已揭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命题。到了1924年,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的长序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概念。

到了抗战时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空前高涨,正如著名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所唱的:“齐心奋斗,合力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华民族”观念这时已深入民心。

作者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这一说法所内聚的现代观念是中国有史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晶。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会,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这种宏观认识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前景是很有帮助的。

《飞行家》

双雪涛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

总评:双雪涛以悲悯的眼光、淋漓的想像和娴熟的技艺塑造了那些背负苦痛同时也为希冀所激动的人们的奇异生存样态。

双雪涛无疑是当代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之一。他写细节,写对话,写心绪,写人与人的情感互动,精准,酣畅———那种酣畅感正是由精准带来的,一如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在小说的一节、一章、一个部分这种层面上,他的笔力和技术几乎无可挑剔,说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也属一流水准并不为过。但从整体上看,小说的组织与立意,仍偶有薄弱的地方,好像作者手上攥着一把宝石、珍珠,却不太拿得准最后该把它们拼出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好。因此,从其目前的创作成绩看,我们还只能说双雪涛是出色的短篇小说家,尤其是在他处理现实题材的时候,但这应该也算极大的褒奖了,毕竟我们也说契诃夫是出色的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是出色的短篇小说家……

在双雪涛最新的短篇小说集《飞行家》中,最有力、最饱满的可能还是《跷跷板》、《光明堂》、《飞行家》、《北方化为乌有》等以东北生活为主要场景的作品,而《刺杀小说家》、《白鸟》等带戏仿、实验色彩的作品相比之下就显得贫弱。不过,我们不能将地域、题材视为一种限制,事实上,双雪涛对人性、情感、语言的把握都与他生长的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大城市中产阶级标准化的狭窄生活中,人的尊严和梦想早已脱水,干干的,扁扁的,或许只有在东北酷烈的生存环境下,人的追求和挣扎才被刺激得格外鲜活。当人没有了物质以外的追求,人也就失去了灵魂,而在双雪涛的小说,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些有灵魂的中国人,尽管在现实世界里,他们头破血流,落到可悲、可笑的境地,但他们凭一股心气儿保持了高贵,保住了灵魂。像《飞行家》一篇里的“二姑父”讲的:“记住二姑夫一句话,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最后让人关在岛上,这辈子也算有可说的东西。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做人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能找到垃圾堆。”在小说中,这是作为“荒唐言”呈现给读者的,但其中自有一种悲壮和纯真,令人动容。正因为有了悲壮和纯真的底子,双雪涛写《跷跷板》、《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这类处理犯罪题材的作品,也仍能深深地打动人。

在细节刻画上,这部小说集有许多“教科书级别”的精彩表现。单以《光明堂》的前两节为例,如写“三姑”张雅风在一次聆听讲道之后向林牧师表达了倾慕之意,决心追随他而去,“林牧师抱着(募捐)箱子看着三姑,有那么几秒钟,我感觉他的眼睛变成了金色。最后他点点头,说,知道了。然后向下个人走去”。当晚,张雅风听到老高带来的消息,林牧师被人捅了,在那一瞬间,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三姑把抹布拧干,手擦了擦说,死了吗?老高说,死了。”再如柳丁涌起代替老赵去杀人的念头时,“柳丁这时觉得自己挺孤独,从来没有这么孤独,就是小时候被人按在地上痛打时,也没这种感觉。他说,今晚他(指受害者)在?几点?”为什么眼睛会是金色的?为什么追问前还用抹布擦了擦手?为什么冲口而出的是“死了吗”这句话?为什么突然感到孤独,孤独还在加剧?从这些地方,我们不难看出并欣赏双雪涛高超的叙事技艺。当然,这全赖于作者对人性理解得深。

歌德说过:“仅有才华还成就不了一位作家。在书的后面还得有一个人。”《飞行家》的后面有人。

《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

傅申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总评:就像武林宗师亲自为你讲解武功秘籍,傅申先生将凝聚着中国艺术领域最深湛学问的书画鉴定的门道和秘密和盘托出。

傅申先生今年八十岁了,他无疑是当今书画鉴定领域资格最老、闻见最博、造诣最深的前辈之一。他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获博士学位,历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耶鲁大学副教授、佛利尔暨沙可乐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

虽然傅先生的学问很大,但此前他的文字甚少结集,非专业艺术史学者,较难读到他的著作。二〇一五年,傅申先生担任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并在浙江大学开讲为期四十五天的“中国书画鉴定与艺术史”系列讲座。此后,他又到国内各地讲演。《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就是这些讲演内容汇集整理后的产物,整理颇忠实于当时情景,一些口语的表达保持原样,与听众的互动部分也保留了,这样我们读此书便如聆其声,好像真去上过“大师课”了。

讲授内容既有非常专业精深的部分,如对“名迹”怀素《自叙帖》、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的考辨与分析,又有适合普通艺术爱好者入门的部分,比如傅申先生综述书画鉴定的通则与要点的两讲以及评介二十世纪中国传统绘画的最后一讲。深者可得其深,浅者可得其浅。

在谈书画鉴定通则时,傅先生特别强调要对书画家早中晚期的风格变化做到全局在胸,不可才看过几幅代表作就对其它貌似风格上不甚统一的作品疑神疑鬼,如“疑邻童窃斧”的故事那般。傅先生又说:“对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你一定会怀疑,但是你从小书本上习见的,不管是好的、坏的、幼稚的、老年的、晚年的,代表作或者不是代表作,甚至是假的,你都会一概接受,都认为它们是真的。”可是,习见的、甚至是收藏在大博物馆里的东西也未必就是真的。像傅先生在书中细致地加以分析比对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及日本藏怀素《自叙帖》,傅先生下的结论居然是“技法是依同一底本‘映写’”,“其中并无真迹”。对一般书法爱好者来说,这种论断真如石破天惊,难以接受,但同时,傅申先生展现的细密精湛的学术高度又不能不使人叹服。说到底,书画鉴定是艺术上需要最高学养和判断力的领域,学力不足者或信或疑其实都没有多大意义。

《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因为属讲座的性质,所以间或提及一些艺坛掌故、趣闻,令人莞尔。如有听众问博物馆里的藏品也有假的吗,傅先生就谈到:“1991年,在美国华盛顿的沙可乐美术馆举行了名为‘向古人挑战’的‘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因为我在欧美各大博物馆看馆藏品的时候,常会碰到张大千作假的古画,所以定了这样一个题目。我去大英博物馆借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张画不是当作巨然(五代时期画家)的作品展出,而是当作张大千的作品展出……对方居然借给我了,原因是什么?负责买画的人已经退休了,年轻的人不在乎。”这个故事将艺术家、作伪者、博物馆、鉴定家的关系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了。

《激活你的日常》

吴冠军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版

总评:吴冠军以刁钻的角度、犀利的文风将日常现实中所蕴含的哲学元素加以提炼、分析,引导读者透过通俗文化的迷雾,看清生存与政治的实质。

从2006年出版的《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到2016年出版的《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吴冠军这位青年政治学教授一直在致力将哲学引入“日常”。今年出版的《激活你的日常:吃喝玩乐的哲学视野》更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吴冠军在《激活你的日常》的自序中说:“这本书里的文字,皆是希望向读者呈现学问的原初形态:玩桌游时、打牌时、唱K时、看电视时、吃美食时、身体不适时……诸种思想、理念都可以穿插其间、浸入其内。”他的问题意识就在于,假如哲学家总强调哲学的永恒价值却在面对当下紧迫的思想症结、道德困境、认知难题时无所作为,那么普通人有什么必要再去耐心地倾听哲学家的独语呢?哲学家也许不能直截了当地为现实处境提供一个便捷的解决方案,但他至少应面对日常。

显然,吴冠军的哲学见解、方法、取径受到哲学家齐泽克的影响:像齐泽克一样,吴冠军也非常留意从通俗文化产品中汲取元素,加以颠覆式的解读或挪用,使得读者不仅仅停留于对通俗文化产品本身的理解,而是由此生发出更深、更广的思想延伸。分析一部电视连续剧,不只是为了弄懂这一部剧,而是要映照当下,开拓政治的、社会的想象。《激活你的日常》中利用通俗文化产品最成功的例子要数《〈权力的游戏〉与政治哲学》一篇。用吴冠军的话说,表面上看是奇幻类的电视剧,但,“就政治哲学而言,《权力的游戏》至少提供了三门丰富的课程”。首先,是作为该剧底色的弱肉强食式的马基雅维利政治(现实主义政治),其次,是由“大麻雀”身边聚拢的“信仰战士”所代表的、在世俗化的土壤中异军突起的极端主义神权政治,第三,是“龙母”所体现的解放性的革命政治(理念政治),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吴冠军所着力探讨的“革命的第二天”问题,也就是,革命政治的延续性问题,在解放之后如何重建秩序和日常的问题。《权力的游戏》的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自然或多或少应对上述议题有所感触,但经过吴冠军的梳理、提炼、阐发,这些隐于奇幻剧情之后的理念、思想变得清晰立体,同时,观众有可能对自己模糊的意识加以凝聚修正,这正是普通人走向思想成熟的一个可贵契机。

吴冠军认为:“一套分析性理论框架有没有生命力,要看它是不是在反思日常现实的具体问题时具有穿透力,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看到一些更深的东西,那些在‘现实世界’中被压制被遮盖的东西。”吴冠军的论述的确具有一种穿透力,面对普遍存在的被遮盖、遭到扭曲的“现实”,能够不为其所惑,或者用吴冠军自己的话说,即具有“自我反思性的批评视野”。吴冠军在分析“爱”的时候写道:“根本性的吊诡便在于:不能是‘直接地天真’,而必须是执著地穿透意识形态重重迷雾之后选择天真(如洞察了所有说假话的‘好处’后选择说真话);换言之,并不能‘天真地’、‘直接地’为爱而爱,而必须是反思性地、穿透幻想地为爱而爱。在当下的氛围中,直接遵循前者的话,人们仍势必坠入意识形态的狡计与欺骗之中……”事实上,不仅在“爱”的方面如此,吴冠军讲的其实是日常生活中秉持自我的通则。

《人工智能简史》

尼克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总评:在人工智能发展令全球瞩目的当下,这本有丰富素材和独特视角的《人工智能简史》把科学的故事讲得富于思想性,把技术的问题讲得颇具趣味性。

1957年,司马贺(Herbert Simo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预言十年内计算机下棋会超过人类,可是一直到1997年,也就是整整四十年后,下棋程序“深蓝”才打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到了2016年,AlphaGo打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2017年,AlphaGo以三比零战绩胜过柯洁。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计算机下棋已超过人类,尽管比司马贺预言的年份晚了至少五十年。

人工智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壮大成今天这样多少有些令人生畏的一股力量。回顾人工智能的思想与技术、探索者与创造者的历史,正当其时。

尼克以灵活、轻松的笔调写出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中的人物、故事以及思潮起伏。他特别重视对具体的思想家、科学家、学者的刻画,轶事、趣闻像撒胡椒面一样为整本书“提味”,与一般人的预期相反,就叙事的有趣程度而言,《人工智能简史》简直不像是一本讲科学技术的书。

魏根鲍姆在20世纪60年代就设计了一款叫ELIZA、扮演心理医生角色的“聊天机器人”,原理简单,就是在词库里找匹配关键词的语句作为输出,结果好多人跟它“聊”过后都跟真见了心理医生一样心情沉重。魏根鲍姆的女秘书也对ELIZA上了瘾,每次对话的时候都把别人指使开,免得为流露真情而尴尬。有个公司老总跟它“聊”了,还以为终端另一头有个真人,临走在电脑上打了一句“给我打电话,号码4101850”,结果对方未回复,把他气得够呛,其实是他最后一句话没打句号,机器不是傲慢,是一直在等他结束输入呢。这或许就是人们与人工智能最初的亲密接触。

书写有趣,但并不意味着它就缺乏深度,事实上,作者在计算机科学与哲学领域浸淫多年,信手拈来,举重若轻,远胜过一些科普畅销书作者。他在书中说过:“实在不解为什么波斯特洛姆(《超级智能》作者)和赫拉利(《未来简史》作者)的书会成为畅销书。这不是他们的原创观点,他们从中衍生出来的东西既无深度也无趣。”

自然,不是所有读者都能理解书中谈到的思想和技术方面的细节,但其内容对读者的思维模式一定会有冲击。举一个人们针对人工智能最常提出的问题为例:机器能思维吗?尼克对此的回应是,那么,潜水艇会游泳吗?喷气式飞机会飞吗?我们现在习惯说飞机会飞,但那只是在比喻意义上的,至少飞机的“翅膀”是不会扇动的。所以,图灵会说,问机器能否思维,本身就问错了。人工智能正在一步步地完成人类曾经认为机器无法实现的事,现在谁都无法判断它未来会达至怎样的境界。图灵在1950年写道:“我们只能看到当下,但看见的这些就够我们忙活的了。”作者尼克认为,这就是实干型科学家与揣度型历史学家的区别。

《上书房行走》

韦力著 海豚出版社2017年7月版

总评:让藏书文化不再显得高深遥远,让普通人感受到书的强大魔力,《上书房行走》在雅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在韦力的这本书中,“上书房行走”,不是指哪个官职,也跟皇帝没有关系,它要读作“上—书房—行走”。也就是说,走到书房中去,到各个藏书家的书房去探访。

韦力自己就是藏书家,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当代藏书数量、质量最可观的古籍收藏家。近年来,他连续出版了多部与藏书相关的著作,如2016年的《古书之爱》、《书魂寻踪》,2017年的《蠹鱼春秋》、《书楼觅踪》。与这些著作相比,《上书房行走》的写作,更从容,更老练,由藏书家来写藏书家们的世界,本色当行。尤其重要的是,韦力选择的写法,并不是只想写给藏书圈内人看,而是以一种平实、坦率、略带诙谐的文风,把藏书家写活,写得如在目前,不避日常琐屑,让藏书这种似乎离一般人很远的雅好变得亲切可感。韦力揭开藏书家世界的大幕一角,让普通读者也能体会到书籍那强烈的吸引力,仅此一点,就证明了韦力的能力与价值。

在《上书房行走》中,韦力走访了42位书房主人,其中有黄永年、王贵忱这样的耆宿,有姜德明、陈子善、辛德勇、扬之水这样的学者,有止庵、王稼句这样的作家,但书中写得最有意思、最能体现当代人气质的,反而是那些圈外人较少听闻的藏家。在他们身上,藏书的苦乐才最真切,最有人间的烟火气。

瞿永发的家,房子是窄小的加盖房,虽然有几层,但面积很小:“每一层的地板上留下一个不足一平方米大小的空洞,然后用简易的木楼梯由此口上下。这种楼梯几乎没有坡度,近乎于笔直,由此爬上爬下只能是手脚并用。我想参观他的藏书,当然也只能由此爬入。”瞿永发收藏民国的旧平装本,“他把每一本书都用一个透明塑料袋封起来,他说,这么多年来自己买这种塑料袋就至少买过几万个……一眼望过去,白花花的一片”。这种收藏环境,与人们遐想中的明窗净几、红袖添香相去太远,但恰是真正爱书人、读书人的实态。其中自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藏书家的痴气是有名的。李世扬想买拍卖会上的《域外小说集》,“虽然当时正赶上没钱,但他为了这部书,决定举债也要将其拿下。于是他通过电话委托跟别人一路争下去,一直举到了二十六万元,这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心理价位。最终在朋友的劝说下,他还是放弃了。后来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举措确实是有些失去理性,因为拍出此价之后,有人找到他要以十五万元卖给他一本,已经经过了那个冲动的过程,即便是这个价钱他也不想要了”。

李世扬后来说,当时幸亏有人不屈不挠的竞争,否则这册《域外小说集》不知会给他带来多少家人的埋怨了。在这里,我们得窥生活的本来面目。书,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诗的八堂课》

江弱水著 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版

总评:江弱水以批评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讲论诗艺,擘肌分理,钩深致远。在古典气息中蕴有现代的美学意识,在中国式的神悟之外又追求西方式的严密,这是当代最好的诗艺入门书。

《诗的八堂课》,书名起得简单,谦虚,但其实作者的野心是大的:你一看目录,“滋味第二”、“声文第三”、“肌理第四”、“玄思第五”,这不显然是仿照《文心雕龙》来的吗?相对传统的这几讲,的确与《文心雕龙》里面“神思第二十六”、“风骨第二十八”、“情采第三十一”、“丽辞第三十五”这类题目有相通的地方。但江弱水在传统的框架下面都已经注入了新的诗歌精神,使得它成为一种新的诗学了。

另外几讲就不可能是古人所能设想的了。“博弈第一”、“情色第六”、“乡愁第七”、“死亡第八”,这种题目,这种诗学范畴,是现代极了的,也充分体现了江弱水的个人特色。什么是“博弈”?其实与传统的灵感论相关。江弱水将“博”和“弈”一分为二,他写道:“诗的写作,说白了,有点像是赌博,有点像是下棋。或者说,有时像是赌博,有时像是下棋。赌博的多凭运气,下棋的要靠人工,写诗的也各自依仗灵感或技艺。”具体而言,江弱水谈及苏轼的得失:“顾随拿苏东坡做例子,说他属于赌博型的诗人,每每开篇若有神助,但写着写着,便颟顸不经意起来,惜哉弈术疏,奇功遂不成———不,往往最后还是成功了,因为手气又顺起来。苏东坡的天才已经被神化了,但真正老于文章的人能看得出来,他常有疏漏……相对来讲,东坡高明之性不耐沉潜,其写作偏于掷骰子而不是下棋。”江弱水主张“博弈相济”,也就是灵感与技艺的融合。这种讲法高明而又近于情理。

至于“情色”、“乡愁”、“死亡”这些范畴,通常我们将之视为诗的不同题材,但江弱水将它们提升到美学高度,“死亡”变成了“死亡美学”,“乡愁”变成了“乡愁美学”,其意味就迥然不同了。现代人的更复杂、更广大的意识就体现出来了。

从上面引文不难看出,江弱水的学术写作也是“美文”式的,句斟字酌,显然经过锤炼。其文章,有一股自然流动的气韵,温润舒展,非深于文章之道者不能办。所以《诗的八堂课》虽不免要处理理论问题,但读来毫不艰涩,一点“教科书气”没有,这很难得。江弱水本以解悟高妙著称,是走顾随、废名那种路子的,但近年来,他火气消尽,愈加细腻平实,他来讲诗,妙不说,还能让人心悦诚服,这就更难得了。

《以赛亚之歌》

冯象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4月版

总评:以凝练典重之笔,再现以色列先知的重要文本,以学术的严格性自律,开拓中文思想性、感受性的疆域。

从2004年出版《创世记》,到后来的《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信与忘》,再到今年推出的《以赛亚之歌》、《圣诗撷英》,冯象多年研经、译经的毅力、劳作令人心生敬意。

冯象研经、译经的决心,与他对和合本的不满意有关,因为以严格的学术标准衡量,和合本在准确性方面的确偶有欠缺。而冯象的译文则在一定程度有所矫正,且更符合当代人的语言感觉。

在工作过程中,冯象对这一工作的性质不断加以反思,这些想法也都体现在从《创世记》到《圣诗撷英》这一系列著作里。但冯象强调,“归根结底,知识积累学术训练之外,译经靠的是生活经验、想象力、技艺和灵感。而所谓生活经验、想象力,首先是对社会苦难的关注。”

在今天,《以赛亚书》仍是一个极富意味的文本,因为它恰是一种“对社会苦难的关注”。当然,冯象的研考是以学术为依归的。他在书中写道:“《以赛亚书》的文字,雄浑悠远,适于吟诵。细读,则语汇句式思想立场均前后不一,所涉人事一直延续到先知身后(如圣城倾圮、犹大蒙难、波斯灭巴比伦、居鲁士释囚等),长达两个多世纪。历史地看,许多片断不可能出自先知之口,当属后人编撰、托名传世。当然,站在传统神学的立场,这些文本矛盾、年代错乱都不是问题……教义的凭据在奥秘,凡人不得窥探。只是逻辑上此说偏向了‘小概率事件’,因拒绝历史方法而无从证明,也不符以色列先知的预言实践。先知施教,是为了匡时弊救同胞;即便兆示将来,多数也是针对现实困境或危机而发的。”这番中肯的话,体现了冯象一贯的学术精神。

冯象译《以赛亚书》的文字风格,与他自己的随笔颇有不同,显得凝练典重,有一种气势。试与和合本的一段译文对比。

和合本: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作贫穷人的保障,作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作躲暴风之处,作避炎热的阴凉。

冯象译:因你变都邑为瓦砾,化金汤为废墟,使外邦人的宫阙不再为城,永无重建之日。无怪乎强力之民要光耀你,霸主之城须敬畏你;因你是弱小者的堡垒,穷人救急难的坚城;是躲暴雨的屋檐,避炎热的树荫。

相比之下,冯象的译文用字更俭省,选字偏古典,不似和合本文字有一种特殊的灵动。译经之事,重大艰苦,也不免招致讥嘲批评。但这种努力总该有人做的。冯象说,“解经读经需要宽容和爱心”,我们看待冯象的努力或许也应如此。

《最后一公里村庄》

贺雪峰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7月版

总评:《最后一公里村庄》的作者深入农村基层,发现新现象、新问题,以求实的精神、诚恳的态度讲述、分析,让读者看到新的现实、体会新的思路。

贺雪峰先生,是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他与其牵头的学术团队常年深入中国农村,进行驻村实地调研考察。《最后一公里村庄》就是他将这些观察、研讨的结果加以总结梳理并以浅近语言而非纯学术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成果。这本书又非常“接地气”,案例鲜活,有些经过提炼的表述初看令人讶异,细思却入情入理,很切合变动中的中国乡村实际。如果你对农村问题感兴趣,乃至对当代中国的整体状况感兴趣,《最后一公里村庄》就非常值得一读了,可以说它一定会刷新你的认识或改变你原来的看法。

这本书话题广泛,包括社会结构、生活秩序、农业治理、金融借贷、扶贫保护等方方面面,在此只举两个书中的案例以概其余。书中有一节叫“彩礼性质的区域差异”。作者的学术团队发现,在华南地区,农村彩礼的水平在实质上下降了的,而在华北地区,一度消失的彩礼在农村重现,而且逐步攀高,成为农民的很大负担。作者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北方农村男女性别失衡现象凸显,华北农村女孩不愁嫁,男孩错过婚期就要打光棍,华北的彩礼体现为男方家庭给儿媳妇的预付收入,而不是给到女方父母的。男方家庭兄弟多,未来儿媳妇越是要高额彩礼,相当于提前分出家产,从而抬高了彩礼的整体水平。彩礼看似小事,但在农民的生活中却可能产生很大影响,波及家庭结构、经济前景、养老等诸多问题。作者以小见大,提出了有意思又有意义的话题。

书中另一重要发现是关于农村借贷的。种苹果,收益很高,但陕西白水地区,农民却不愿借钱发展生产种植果树,而在建房、红白喜事方面却很乐意借贷。为什么不肯借钱生产却肯借钱消费?农民真的那么不理性吗?作者考察的结论是,种植苹果,短期内看收益高,但周期较长、市场波动大,风险相对高,而建房、红白喜事属于农民生命周期中的关键事件,这种应急需求,在熟人之间借贷,“留下的是人情,是互惠,是社会资本”。作者因此感叹,“从这个意义上讲,白水农民借钱用于生活而不是生产,真是农民的大智慧啊”。

《最后一公里村庄》的特点就是不教条,一切从农村现有的真实处境出发。出现了哪些新现象、新问题,就是考察、研究。在学界习惯“坐而论道”的当下,这种态度是极其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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