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狐说
作者:王桐
《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是一本论文集,包括世界各大学研究者的19篇论文,意在探讨网络社会在不同文化和制度中的模式和动态(致谢,p.1)。网络社会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而且与信息范式的社会技术特征相关,本书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角度,分析世界范围内在新社会结构的配置上的共同性和文化的特殊性之间的交互作用。(p.1)
一. 网络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多样性
本书跨文化的视角体现在不同国家文化和机构环境的对比当中。在本书中,涉及芬兰社会主义模式、美国自由主义模式、中国集权模式、俄罗斯的学者模式、英国的传统模式的因特网的发展情况介绍,重点讨论全世界范围内网络社会中制度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p.53)
其中,芬兰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美国自由主义模式的对比显示出,具有相似科学技术和竞争力的社会可以扎根于完全不同的制度,也能被完全不同的公共政策所指引。俄罗斯、中国以及英国的情况是为了分析,在全球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因特网的蔓延、生产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采用以及文化认同与电子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对待的。(p.2)
中国篇的作者邱林川认为,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集权模式,使得中国的信息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p.110)。简而言之,中国试图在收获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维持和巩固整治地位。中国的网络形式处于一个法律、制度、社会群体以及文化认同的独特“通信行为环境”中。(p.130)因此,中国的互联网面临着通过行政措施或技术防火墙等手段(p.122-123)进行的监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互联网的文化认同表现为,中国主流用户关心最多的是那些能够被讨论和庆祝的主题,他们对大众消费产生即刻满足,而不是对现代性进行的大叙事:即合理性、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民主”。(p.126)
对于俄罗斯来说,其社会充满对抗性、组合型和无秩序(p.91),出现了政府管理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化的监视之间的矛盾、经济不一致、多维结构、俄罗斯社会的多种族道德以及国家分裂趋势。许多俄罗斯人将国家的未来和电子通信、新媒体的发展结合起来。一小部分俄罗斯人口,即“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俄罗斯网络社会的核心。(p.94)这些人将因特网看作是网络社会的一个基础结构以及大量传统媒体以外的一个备选方案,一个从前帝国向现代民主社会过渡的推动力,以及掌权者和老百姓之间进行分散式政治交流的工具(p.100)。
作者史蒂夫·伍尔加展示了英国“虚拟社会?项目”的5条虚拟规则(p.143)。并认为,在英国,新的因特网技术没有被用在所预期的目标上,没有被所预料到的人和组织应用,不是用所预料的方式应用,也没有在dot-com垮台这一阶段迅速消失。(p.150)就其观察者和分析者数量的不断增长而言,英国网络社会的具体特征是:它反映了不符合常理和分析性怀疑论的倾向。(p.154)
对于这五种存在于不同国家文化和机构环境的互联网发展模式的探讨,印证了曼纽尔·卡斯特在开篇提出的观点,即根据所处文化和机构环境的差异,网络社会的模式也各不相同。
二. 争取全球正义的全球化运动
网络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社会,这个全球网络社会是一个动态结构,对于社会力量、文化、政治以及经济政策来说它都具有高度的可延展性。但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保持对网络外部人员及其行为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除非区域网络变成全球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否则,全球是大于区域的,就像这个不正确的标语“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它是指参与者追求全球公平的一种全球运动。(p.26)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曼纽尔卡斯特指出强大的公共抵抗势力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壮大,反对资本主义重构以及反对全球文化和金融流动造成的破坏,反对信息时代的所有特征。他还指出另一种可能性:从公共抵抗中,主动出击势力的种子可能会出现,能够产生另类的文化代码,并为全球文明社会播种。(p.379)这种争取全球正义的全球化运动中认为,跨国社会运动反映了广泛分散的信息主义网络化逻辑,通过参与政治表达、联合广泛的网络反对影响我们生活、社区和资源的日益增长的企业等,向全球的不平等问题发起挑战,为“全球正义”而运动。(p.373)
本书中围绕技术、形式和标准三个层面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研究了争取社会正义运动中网络的动力。(p.375)一方面,通过大大提高信息流动的速度、灵活性和乏味,计算机为当代基于网络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形态的运行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p.382)。基于萨帕塔主义者早期的因特网使用以及早期的自由贸易运动,全球正义参与者开始使用计算机网络去组织直接的行动、共享信息和资源,通过及时的远距离通信协调运动。(p.383)另一方面,因特网的网状结构还增强了组织逻辑。分散式、灵活的、地方/全球的激进主义者网络在全球的正义运动中,构成了主要的组织形式,反映了信息资本主义的广泛逻辑性。(p.385)甚至,扩展型及多样化网络自身还具有高度价值观的文化目标,从整体上提供一种社会重组模式(p.389)。
从抵抗转向另类的政治目标经常会导致激进主义者之间激烈且微妙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着两种明显的民主实践形态:一种是基于持久组织结构下的政治代表,另一种是基于分散式网络形态的灵活性协调与直接参与。另一方面,激进的网络运动已经清晰表达了更为全面的政治计划:超越市场和国家。(p.394)鉴于历史上参与的直接民主形态与当地环境联系在一起,新网络技术和事件正在促进地方、地区以及全球范围的基层民主进行创新实验。(p.395)
三. 结语
正如全书开篇中提到的,本书的目的是在多样化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提出一个调查多种主题的方法,引发各国对其进行具体研究,逐渐勾勒出新型网络社会中人类跨文化的蓝图。(编者序,p.2)通过研究发现,新技术模式出现于其特殊的社会进程,因此不要复制可行的成功模式,而要用新社会范式亲自试验来开发社会,土生土长的网络社会将会出现,植根于他们的特性,并向其他文化的社会形式开放。(编者序,p.4)另外,通过对网络和因特网在社会政治上的应用进行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网络在社会运动重构,特别是“反全球化运动”中的动力。
参考资料
[1] [美]曼纽尔·卡斯特/主编:《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