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随波逐流WHU 

分享者：肖珺，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期书目

《传播力》

作者：[美]曼纽尔•卡斯特

译者: 汤景泰、星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作者简介

曼纽尔•卡斯特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院长、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主任、巴黎全球研究学院网络社会研究主席。他于1979年至2003年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划和社会学教授；2003年至2013年担任加泰罗尼亚公开大学互联网跨学科研究所教授、主任。同时，他也是麻省理工大学技术与社会学院杰出客座教授、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杰出客座教授。卡斯特共著有26本书，其中包括《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Blackwell，1996-2000），已经翻译成22种语言；《网络星河》（OUP，2001），已经翻译成17种语言；以及《愤怒与希望的网络》（Polity，2012）。他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欧洲学院、英国学院、墨西哥科学院和西班牙皇家经济学院研究员。他曾获得18个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伊拉斯谟奖章，2012年霍尔伯格纪念奖。他是欧洲研究委员会，以及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EIT）的创始人之一。此外，他也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学者委员会成员。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研究的基本观点

20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受到信息技术革命的全面冲击，信息社会研究及相关理论也相应出现。这个时期卡斯特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科技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再结构过程、都市与区域发展等。20世纪90年代，卡斯特因为突然发生的健康原因，决定针对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建构、网络社会的兴起以及认同运动等展开写作，逐步建立起网络社会理论，并最终完成信息时代三部曲的巨著，分别是：《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他的系列研究成为世界各国网络传播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读本。

01

“网络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

“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有以下特征：一是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农业、工业社会，国家是有固定空间领域的民族国家概念。卡斯特认为，互联网则是突破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传播关系，或者说社会结构。二是网络社会的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范式，这种范式催动了网络社会的兴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信息技术促进劳动个人化和组织网络化，另一方面是资本跨国跨区域快速流动，流动空间与无时间之时间。

比如关于个体化和网络化的解释。在农业、工业社会，社会生产（包括信息生产），均依托传统的组织关系，通过组织结构进行分工，基于分工的不同节点形成流水线，完成所有工作。因此，在网络社会出现之前，劳动的个人化很难实现。而互联网的信息技术范式使得劳动的个人化成为现实，一个人可以是一个自媒体。劳动个人化是网络社会成为一种全新社会结构的基础，劳动者个体被极大的解放。关于组织的网络化，每个个体有多重的兴趣点、价值观、文化依托关系、家族关系等等，每个个体因为自己的特点而形成不同的网络，使得每个个体的多样性被极大释放。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如此的多样、多点的网络化中形成。因此，组织不再是固化的、铁板一块的、有固定的规约组织，而是具有极大弹性的、松散的组织。在此种组织关系中，进入组织和退出组织也是极其松散和充满弹性的，可以同时拥有几个或几十个组织。在信息技术范式下，劳动个人化，组织的网络化，资本的跨国流动越来越便利，传统的时空关系被打破，裂变成不同的碎片。所以，网络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这也是曼纽尔•卡斯特一贯的研究当中形成的理论框架。

02

主流意识形态的误区？

卡斯特在他的书中批判美国诠释的文化殖民主义，他认为不少关于趋势的研究只不过是对美国模式全球化的游说和殖民而已，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体系和制度。他认为这种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书，其实是新版的文化殖民主义。卡斯特在书中说，“我是想说别听信任何主义。不要不加任何分析就接受什么技术至上主义，什么美国道路……中国必定会进入信息社会，必定有自己的特色，但不会和加州一样，也不应该和加州一样。走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社会道路吧。”在卡斯特一贯的观点中，技术与社会力量是相互影响的，没有哪种技术力量可以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最后决定传播是什么样子。技术是与社会的多重力量交织在一起，彼此博弈，彼此平衡，最后形成社会的风貌。

03

网络社会传播现象的研究方法

传播是个跨学科的领域，一方面传播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传播又依赖其他学科的研究传统，我们要把它们与自己的研究对象联系在一起。卡斯特认为，学术创新就是发生于跨学科的领域当中。对于跨学科的忧虑，我们常常会问传播学在哪里？实则，这种忧患源于我们没有认清楚传播学是什么。按照卡斯特的观点，传播学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研究对象是传播，但是研究传播需要依托其他学科的传统。通过不同学科的传统来研究传播问题，这是传播学可以拥有的跨学科特征。

卡斯特的系列研究有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他自己总结是：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在《传播力》这本书当中，他也强调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比较才能了解差异，通过比较才能更加客观地知道世界各地发生了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之下，传播权力是怎么形塑、又是怎么消解的。所以，他认为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是两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比较研究侧重于不同国家间、社会文化间的比较研究。

04

信息技术范式的基本特征

卡斯特谈网络社会、信息化资本主义、认同等所有这些变化，他是认为这些变化（即网络社会的结构特征）是缘于信息技术范式的出现。那么信息技术范式的特征是什么呢？

在书中卡斯特总结了5个特征：（1）信息便是其原料；（2）新技术效果；（3）网络化逻辑；（4）弹性；（5）高度整合。总而言之，信息技术范式使得人类的传播进入到开放的多变系统，而我们原本传统的传播关系很难同时实现开放与多变。

为什么信息技术范式具有这种特性呢？首先，信息技术范式可以通过重新排列其组成，不仅所有的过程都可以逆转，组织与制度也可以修正，甚至是彻底改变。比如区块链。其次，新技术范式还可以重新构造一些权力关系，这在以不断变化与组织流动为特征的社会里是一种决定性的特性。这种信息技术范式区别于我们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看到的传播技术或者其他的技术特征。

总结一下，网络社会的形成以技术转型为物质基础，但技术并未决定社会的发展，技术与社会是一种多维度的深层互动关系。并不是我们出现了一种好的技术就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转型，我们需要社会当中不同的力量共同起作用，共同在博弈平衡的关系当中实现技术对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当然，我们必须要提出，技术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积极的、有利于社会人类发展的，也会出现负面的。

卡斯特在这样的逻辑下展望网络社会的未来时，非常看重文化的作用。他认为未来网络社会的发展，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意义的建构立足于文化属性或者一系列相关文化属性。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认同都是被建构起来的，所有认同的建构都是发生在标有权力关系的语境当中。认同的建构是根据社会结构和时空框架中的社会要素和文化规划来进行。所以他认为，认同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语境建构。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认同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属性的认知，意义与经验构成我的文化属性。意义与经验构成的文化属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

《传播力》的主要观点

卡斯特所有的观点、立场、价值观、认知框架、方法论是在他的诸多著作中都是保持一致的。顺着他的逻辑，我们来看《传播力》这本书。

核心观点：作为社会各类机构的基石，权力关系很大程度上通过传播过程在人们心灵中得以建构。

卡斯特认为传播过程由人际传播和媒介化传播（mediated communication）组成。媒介化传播有3个特征：（1）构建符号化的环境，人们接收、处理、发布各类信息，由此创造出生活的各种意义。（2）活力与效果取决于文化、组织与具体传播系统中的技术。在研究中，我们不能认为一种技术就代表所有的传播，微信、微博、知识化社区、网站、APP都有其传播技术特征。所以，传播权力需要回到具体的传播系统的技术特征当中，也需要回到具体的组织和文化关系当中。（3）数字传播导致传播转型：组织机构、文化变迁——权力关系运作方式的深刻改变。

卡斯特是怎么认知传播过程的呢？他认为传播过程最终会带来传播转型。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中的传播过程从大众传播迈向了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网络社会的传播过程并不是去大众化的，他以为网络社会的传播过程是既有mass又有self，是一种大众自传播。比如自媒体，它可以触及大量的受众，可以有大众传播的效果，只不过这个大众传播的过程和效果的基础是不同的。大众自传播的基础——信息制造是自我生产的、信息流动是自我定位的、数字传播网络内容的接收与融合是自我选择的。

为什么会出现从大众传播到大众自传播呢？卡斯特认为有3个原因加快了互联网的发展，进而加快了传播的进程。第一，技术的原因。开放源代码运动，使得全球开源用户社区形成，带来了所谓的免费、共享、开放。第二，制度的原因。互联网管理体制的形成，一方面加快了私有化，另一方面尽管各个国家对互联网有它的管理规定，但是从全球来看，全球的互联网实现的是松散管理，对互联网的管理难以形成全球一致的步骤。第三，文化的原因——个体化和网络化。正是因为个体化和网络化的存在，所以文化与社会运动才成为可能。

关于权力与社会变革的传播理论

在此逻辑之下，卡斯特是怎么看待网络权力的呢？他认为，网络权力是嵌在互联网中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不仅是一个技术特征，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物质文化，暗含着文化建构，具体到互联网领域这种文化就是自由本身。所以他坚定地认为最稳定的全球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最终能够带来我们所认为的认同和新型的权力关系。因此，在他的书中有很多互联网与自由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

卡斯特所建立的这个传播理论，从本质看，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权力与反权力之间的动态特征，也就是体制蕴含的权力再生产与社会行为主体对这种权力的挑战，这些人（社会行动者）认为他们的兴趣与价值没有在现有体制中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权力还是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塑造。

关于精神世界的研究是这本书当中最具突破的研究点。社会变革通常由情感触发，社会变革涉及个人行动和/或集体行动，其根本原因是情绪动机。所以在这本书中作用运用了很多关于情绪情感的理论。比如，政治传播中的情感智力理论（theory of affective intelligence）。

总结来说，网络社会中通过传播建立权力关系的理解的三个关键因素：（1）全球网络社会中社会和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决定因素；（2）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组织、文化和技术条件下，大众传播过程的结构性决定因素；（3）基于传播系统的人类思维的信息认知处理因素，因为它与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因素相关。

网络社会中的权力

什么是权力？（1）权力是社会中最基本的进程。（2）权力是一种关系能力，它使得某个社会行为体，以符合其意志、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非对称地影响其他社会行为体的决定。权力的运作或是基于胁迫，或是基于对社会行为体用以指导自身行为的话语进行的意义建构。与此同时，社会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受到统治方式的框限，而统治本身也是嵌入社会制度中的一种权力。（3）永远不会有绝对的权力。

如何理解网络中的权力？（1）网络准入权（networking power），构成了全球网络社会核心的行为体和组织对全球网络之外的人类集体或个人的力量。（2）网络规范权（network power），网络对其内部元素施加标准的权力，该权力终将服务于那些把握网络信息源、制定标准（传播协议）的特殊社会行为体的利益。（3）网络控制权（networked power），每个网络根据其目标定义自己的权力关系，权力作为一种关系能力，基于嵌入社会制度中的统治的结构能力，它可以将某一主体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些主体。（4）网络建构权（network-making power），这是一种能对其他人实施控制的能力，包括构建网络的能力，以及根据网络目标来对网络进行编制或重新编制的能力和进行切换的能力。

传播力(传播权力)的初步认知

卡斯特的研究认为，由于没有抓住财富，权力和信息的全球网络，现代民族国家已经丧失了它的大部分主权。在多边主义成为规则的世界里，所有的民族国家都陷入了一张利益和协商之网，越来越无法依据自己的意志在国际舞台上行事，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被削弱。从工业制度和组织当中发展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管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民主自由主义，还是以工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都发现自己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被剥夺了现实的意义。

网络社会中，权力仍然统治着社会，但是权力在流失。权力不再集中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公司制的媒体、教会，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之中，但是网络社会中信息的流动会使得符码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认同在权力的框架中变得日益重要，因为认同是围绕经验来建构利益、价值和规划的，这也是认同的强大力量所在。同时，在网络社会中，新的社会运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具有了网络化的、去中心化的组织和干预形式。

《传播力》讨论的就是传播权力问题，网络社会中的传播所形塑的权力是多维的，网络根据被赋予权力的行为者的利益和价值来编制。权力是多维的，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永久存在的，是动态的。各领域人类活动的权力网络彼此联网。没有哪一种权力的建构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网络社会中彼此连接在一起的联网过程。此外，围绕国家和政治制度建立的权力网络，在权力的整体联网中发挥着根本作用。只不过说，传统的相对集中化的权力在流失。